30日，鈦媒體一篇指控某地官員巧取豪奪，勒索公司股份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。隨后，當地政府回應稱，該企業在此前已經停產四年欠債數億。從目前看，其中是非曲直，還有待更多事實浮出水面，不過，一個老話題重新被再次討論：高新企業是否適合落戶三線城市，創業能不能出得了山海關？

2016年10月18日，在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推進會議上，李克強總理告誡東北官員：“網上有一種說法，叫‘投資不過山海關’。東北可千萬不能讓這種說法變成現實啊!”由此，投資不出山海關變為一個熱門話題。再后來，這個話題進一步演變為：創業適合去欠發達的三四線城鎮嗎？

某種程度上，這個說法，是一個偽命題。

創業，特別是互聯網創業，本身就一定得在一個國家經濟最發達、人才最多、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。這樣的地方，在中國也不多，即眾所周知的一線城市北上廣深，或許現在再加個杭州。那么，創業不出山海關，創業不出玉門關，與創業去紐約、去硅谷，不去底特律、不去小石城是一樣的。是創業行為對經濟地理分布的一種應對，是符合經濟規律的必然。

不過，換一個角度，這種說法，也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。

制度經濟學認為，制度可分為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。內在制度是人類長期發展中由經驗而形成的習慣、道德、觀念、習俗、禮儀等等，是無形的。外在制度則是包含憲法以及憲法之下的法律、社會制度等等，是條文化的，可執行的制度。制度經濟學認為，兩者一同深刻的影響著經濟的發展，而直接作用于經濟的外在制度，其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與內在制度相適應。比如，司法系統是否和一個社會的道德、觀念、習俗相適應，決定了法律能否有效的實施；同樣的，營商環境，去了相關規定，最終取決于一個地區人們的思想觀念。畢竟，白字黑字的規則不能自己執行自己，仍然需要依靠人去執行，而且，在規則禁止條款之外，始終會存在權力自由量裁的范圍。這些自由量裁的行為，以及老百姓對這些行為的反饋，才是一個地區營商環境的真實面目。

由于中國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布局，東北是重工業基地，計劃經濟色彩重。長期的國企主導還導致了另一個問題，那就是伴隨計劃經濟、大投資而滋生的官本位、裙帶關系，缺乏契約精神與規則意識，市場、商業氛圍相對較淡。在這樣的一個官本位的熟人社會，創業需要打點的關系更多，不能專心做事，自然發展更難。實際上，這并非東北一地的問題。在這里，山海關，不僅指東北，而是泛指中西部地區，甚至除了廣州沿海、江浙滬、北京幾個城市帶之外的一切廣袤的中國。

在這廣闊的中國，存在著不同的觀念，而這些觀念塑造了不同的人。一個在北上廣深的一個基層公務員會覺得，某些事情不能做，過分了，而當他真的做了，會激怒老百姓。而在中國的另一些地區，一個基層的公務員做出同樣的行為，卻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，而當地老百姓也會覺得無非慣例而已。

前不久，上海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。在公安局門口，協警攔住了轎車，讓公安局門口的車先出來。這個舉動，或者并無不對。最后，也是公安局出來的車先停下來讓行。可是，這位開車的上海市民卻不干了，他認為，這是下班的私車，不是執行公務，不應該具有優先通過權，于是下車和協警理論，態度激烈，然后傳到網上。最后，上海的公安部門出面回應。

暫且不論事情的是非曲直。這位市民能夠依據規則想到，公車與公務員的私車的不同，并作出激烈的反應，所謂世道人心，所謂內部制度，正在于此。而換做另一個地方，“為公安局出來的車讓行”則會被視為理所當然。

因此，對于一個地區的法律、政治制度、經濟發展來說，有一個基本的影響因素，那就是人們的思想觀念。一個地區優秀的營商環境，依賴的正是這些源于觀念的行為。北上廣深更好的環境，正在于當地官員、基層公務員與民眾的觀念以及行為。在電影《海洋餅干》這樣描述走出大蕭條陰影的美國人：“最終，復蘇的原因不是那些水壩、道路、橋梁、公園、隧道，或那些年所建造的成千上萬的公共建設，而是種更無形的東西。”

所以，一個地區要發展經濟、吸引投資、吸引創業，要改變的不僅僅是產業結構、制度的制約，還有那些世道人心。從這個角度，中國仍然需要要契約意識、權利意識、商業文明、市場意識、乃至公民權利意識去沖擊多年計劃經濟對人們的影響。更直接的說，光是精簡各種規則制度還不行，還必須在公民頭腦中，把政府的權力精簡掉。

這何其之難，不言而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