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 甩中年人包袱

“我們可以接管團隊，但不可能接管一個老大。”新部門的負責人開門見山地對方勇說。

方勇是高德地圖一個業務部門的負責人。一年前，他被空降到高德的高管叫到了會議室，告訴他由于公司組織架構調整，他所負責的團隊將要合并到另一個部門，并委婉地告訴他，可以跟著一塊過去。但新部門的負責人并不歡迎他。

雙方踢皮球。真實的情況是，他被架空了。他前下屬們的工位依然圍繞在他四周，只是再也不向他匯報了。他也不敢再主動親近他們。作為一個“成熟的職場人士”，他認為這個時候有必要與他們保持距離。新的老板可能會對團隊的忠誠度持有懷疑，“你做為老板，不能給人挖坑。”方勇對36氪說。

方勇成了孤家寡人。“混”了一個月后，他主動辭職了。

39歲那年，他成了職場中失意的中年人。

太錯愕了。此前五年，他順風順水。在他34歲那年，公司的年會上，老板成從武喝了點酒，雄心勃勃地舉杯宣誓：“我們的競爭對手不是四維圖新，是百度，干掉百度。”那幾年移動互聯網快速興起，高德傳統的車載導航業務正在被手機蠶食。成從武是看到了手機地圖的市場。

百度和高德在手機地圖市場交火時，兩家公司互相挖人，作為經驗豐富的業務人才，方勇成了這場戰爭的受益者。不斷有獵頭找他，開出高薪、高title。在兩邊的拉扯中，方勇的職級和待遇也水漲船高。

到了2014年，高德地圖開年的戰略會上，成從武講話講了一半，突然出去接了個電話。回來的時候，他通知所有人：我們被阿里巴巴收購了。

“大家都很高興，阿里是大盤子，互聯網頂級了。我們成為阿里一員，每個人都覺得挺好的。”方勇說。他也在這次并購中嘗到了甜頭。當時高德在納斯達克的股價15、16美金，阿里按照21美金收購。高德私有化退市，持有高德股票的管理層個人財富大漲。

但并購帶來的興奮感還沒持續多久，整合引發的人事震蕩就來了。

收購高德的4個月之后，阿里巴巴又收購了手機瀏覽器UC，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戰爭儲備軍火。隨后，成從武退居特別顧問，2015年3月，陸兆禧正式“傳位”給原UC CEO俞永福(微博)。方勇還記得，交接的那天，成從武說自己要撤了，俞永福穿著大短褲，站在一旁，精神奕奕。

俞永福執掌高德之后，對高德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業務整合。阿里對于高德沒有盈利訴求，因此一些傳統的業務部門被解散掉，或是與其他部門合并。工作量不飽和的被壓縮，各部門都開始減員。

方勇原本以為憑他的資歷，離開高德找下一份工作應該毫不費力，但這段失業的時間整整持續了8個月。

期間有一些總監級的工作找到他，但方勇不愿意接受降職減薪，“我說總監就不要跟我談。”這加劇了他找工作的難度。一方面，他已經超過職場的黃金年齡，另一方面，越是高端的職位越不好找，“坑比較少。”方勇說。

在職場的跑道轉換中，這是中年人的尷尬。

“這種人(中年人)是最容易被清洗出去的。你的性價比是下降的。”戴爾亞太區前銷售總監張思宏對36氪回憶，在他離開戴爾前一年，IT行業在互聯網的沖擊下整體開始不景氣，本土電腦品牌崛起，分割了老牌外企的蛋糕。雙重夾擊下，戴爾公司在中國開始走下坡路。為了控制成本，他們組織了一次裁員。

被裁掉的大部分是中年人。帶領著一個規模不等的團隊。他們的精力、學習能力已經不如年輕人，卻是公司最昂貴的人事資產。

一個40出頭、在戴爾呆了8年的中層管理者，在被通知裁員后面無表情地詢問賠償金。為了體面，刻意表演著鎮定。最后，這名員工還是沒忍住，質問張思宏：你今天做的這些事，就沒想到有一天也會發生在你身上嗎?

“我能懂，但我也覺得很遺憾，他還沒有參透這個游戲。”張思宏說。他被委派了5%的裁員任務，而這位員工所在的部門中，他年齡最大，拿著除了經理外最高的薪酬。“我也掙扎了半天，實在沒辦法。我不干掉他，我就會被干掉。”張思宏說。

在張思宏看來，大部分人到了中年，處于企業中層一個普通的管理崗，處境就會比較尷尬。他們往往無法適應公司的快速發展，在行業下沉、公司業務收縮，或是發生重大變動的時候，很容易被“甩包袱”出去。

與十年前戴爾那個時代相比，如今職場里中年人的尷尬如出一轍。不同的是，這個時代的行業更迭、風口變換要快得多。

方勇感到后悔，2015年，滴滴曾經找過他，開出不錯的職位和薪水，被他拒絕了。“(當時)我沒有任何離開的理由，我們做得蒸蒸日上，我怎么可能跑。搞得我現在非常被動。”方勇說。

方勇有時候覺得，是命運跟自己開了個玩笑。他離開高德之后，曾經跟樂視汽車、萬達商業地產都談到了比較深入的層面。結果樂視轟然倒塌，而萬達，不久前剛剛賣掉了價值600多億的商業地產。

這個時代，個人的職場沉浮，會隨著新公司新行業新業務的缺人風口而上升，但這個時代的變化超出以往，指不定什么時候就風口停了、寒冬來了、公司合并了、業務轉型了。

即使你目前一切順利，但隱隱的，你不感到焦慮嗎?

36氪關于“中年危機”調查的回答

2 職業倦怠、焦慮和轉型

當我們在這個時代談論中年危機，我們在談論什么?

京東金融風控負責人張?第一次感到中年危機，也是35歲前夕。那個時候，他已經在銀行工作了9年，職位只升了1級半。他發現很多公司的招聘都截止到35歲，過了這個年齡，在一些崗位上的競爭力就下降了。他想離開銀行，去互聯網公司拼一拼，卻又擔心無法適應體制外的工作節奏。

他知道，“體制外”的工作節奏有多快。在銀行之前，張?還曾在華為工作過2年。他還記得入職第一天，一位老員工帶著他，去小賣部買了一個床墊。小時候做仰臥起坐用的那一種，可以折成三折，加班的時候在工位下面鋪開，躺倒就睡。張?身高180，腳會露在墊子外面。

IT行業不景氣之后，張思宏從戴爾跳槽到了亞馬遜，擔任亞馬遜(中國)負責客戶維護的副總裁。這是張思宏外企職業生涯的巔峰。但不久張思宏認識到，在本土公司的夾擊下，外企整體在中國市場都出現了嚴重的水土不服，包括亞馬遜。

其中的原因，張思宏認為一方面與外企自身有關：他們從不信任本土團隊，不肯把權力下放到本地市場。即便是大區的CEO，通常也只是負責銷售的一顆“螺絲釘”。“這種公司之所以成功，取決于有一個好的系統，而不是你個人的能力。”張思宏說。另一方面，他認為也是由于外企的高姿態無法應對中國互聯網復雜的競爭格局。

樂視危機爆發之前，46歲的張思宏從亞馬遜跳到了樂視控股。那個時候，亞馬遜在中國電子商務市場的份額已經下降到1%，張思宏認為外企真的不行了，他想去民企看一看其中的原因。

張?則跳槽到了京東金融。一些行業在下沉，另一些被催化成為新的行業風口，張?是幸運的那個。就在張?猶豫換工作的那兩年，AI及大數據興起，他的研究領域數據分析，一夜間成為了整個互聯網都在搭建的基礎能力。張?自己也被這個大潮托起來，成了獵頭搶奪的緊俏人才。

毫無疑問，轉換跑道會給人帶來新的刺激和活力。

跳到京東后，張?感覺自己進入了職場的上升期。他管理著一支12個人的團隊，每天的日程里排滿了大大小小的會。只是從業務崗到管理者的角色轉換，讓他稍微感到有些不適應。“你會覺得，我這一天除了開會，沒干什么事啊。”

與銀行相比，張?認為互聯網公司的競爭更加擺在明面上。在銀行的時候，大家平時其樂融融，一到晉升，就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。而互聯網公司，大家機會更多，雖然看起來競爭也更頻繁，沖突更多。

支付寶推出“人臉識別”功能的前一天，京東金融搶先上線了類似的產品。這個產品，在內部是有多個不同的團隊同時研發的。中國互聯網公司，普遍存在著內部的良性競爭。不同的業務線同時開發一款產品，最后優勝劣汰，勝出者面向大眾推廣。“對公司而言，我投了3、5份資源，最終出1份。哪怕比一個團隊做，只快了一天，也是有價值。因為搶在了同業的前面。”張?說。

這有時也會犧牲掉一部分效率。張?的團隊有一次開發了一個“用戶畫像”的功能，走上線流程的時候，被另一個團隊搶先推出去了。他從來沒聽說對方在做，猜想對方可能也不知道他，只是因為對方快了一步，他的工作就浪費了。

但進入了互聯網這種新行業、本土企業，焦慮并不會停止，并不等于happy ending。

阿里巴巴的HR曾在公開課里講過一個例子。一個曾經優秀的“阿里鐵軍”，在阿里巴巴上市之后，手里股權套現、財務自由了。之后，工作不再上心，表現大不如前，關心的事情，變成了喝茶玩玉。即使經過了跟HR談話、轉崗之后，也沒有進展。

這對部分互聯網業中層是個共通問題：人到中年，財務自由或者至少有車有房，為什么還要拼搏?

人到中年的倦怠感，可能都是類似的。張思宏35歲剛剛“中年危機”時，大概有半年的時間，他每周都要去看心理醫生。最后醫生勸他不要再來了，“把他也搞郁悶了。”張思宏說。

并沒有什么特別的變故發生。他一路升遷，從可口可樂銷售市場部經理，一直做到戴爾亞太區銷售運作業務部總監。但忽然之間，工作無法讓他獲得成就感了，加薪變成了一種數字游戲。

“你爬那座山，突然要接近山頂，回頭看，不知道為什么爬山了。”張思宏說。

張思宏記得小時候，有一次偷吃父母放在罐子里的糖果，一下午吃光了一整罐。從此他落下一個毛病，每次見到糖就會打嗝。35歲的時候，張思宏對工作感到了同樣的厭倦。

但這個時代的公司，其實很難容忍這種倦怠。

最終，那個財務自由、變得愛喝茶玩玉的阿里中層，被請出了阿里。

今年上半年，華為因裁撤34歲以上老員工受到質疑，張?認為，很多人曲解了華為的“狼性”文化。加班雖然辛苦，但華為那個時候還有個口號，“3年買房，5年買車。”那是2000年左右，房價還沒漲上來，張?就在華為期間買的房。他省吃儉用，基本拿得出首付。

他離開華為的時候26歲，認為有些老員工確實像任正非說的，“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”。總要調整人員配比，給年輕人機會。

進入京東金融后，張?的知識更新焦慮加劇了。

在華為的時候，一位同時兼有管理和專業職級的老領導曾經告誡張?：一定要專業傍身。管理者的身份隨時有可能被撤換，但業務尖子，是不愁沒有出路的。張?的職業理想，就是成為業務頂級的管理者。

但現在，張?有點擔心自己的知識過時。畢業10年，張?接觸到的計算機語言換了十幾種。20多歲的時候，他曾經一周時間學會了一門語言。而現在，他的記憶力不比從前，也沒有那么高的學習新語言的熱情了。“我覺得這個跟我之前學的語言，可能是一個下場。”

“向年輕人學習。”最近回母校演講、給師弟師妹們人生建議時，美團王興(微博)也這么說。

與此同時，技術進步也讓張?感到憂慮。不久前，他設計了一個智能化數據分析工具，把原本需要人工花費大半天時間去做的一些計算，由機器按照流程跑一遍就能完成了。這個工具減輕了分析師的工作負擔，他的下屬們都很開心。但張?沒有告訴他們的是，“這個東西是后面跑著的一只狼，他們如果跑得不快就被吃掉了。”

最近幾年，有太多的崗位已經被技術“吃掉”了，張?說。互聯網金融“吃掉”了銀行，電商“吃掉”了商場。不久前，京東開發無人車送貨，目前在封閉環境內已經可以實現。成本測算后，每單比人工還要低25%。而現在，他們自己開發的金融產品，也正在取代分析師的工作。張?不禁想，會不會有一天，他們“自己被自己的技術取代”。

3 健康、家庭和人生，哪有什么一勞永逸

張思宏后來在樂視只呆了5個月，就又回了亞馬遜。樂視的一些營銷手段、對于賈躍亭個人崇拜的文化，以及整個公司的誠信體系都讓外企人張思宏感到無法接受。去年樂視“919大促”前一天傳出了“收購亞馬遜”的消息，張思宏認定，那是樂視為了給年中大促造勢，對亞馬遜的一次“碰瓷”。

“鎩羽而歸。”他用這句話，來總結他對樂視的感受：“我加入樂視之前，最擔心的是會不會把底線拉低。去了才發現，原來我是有底線的。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老江湖了，去了才發現，我這算什么老司機，太幼稚。”張思宏對36氪說。

Linkedin中國的CEO沈博陽也在今年離職。他這樣談論這段經歷：“曾經滄海，對跨國互聯網公司在中國發展不看好。搞清楚定位，踏踏實實做做進出口生意，其實挺好。”并且建議：“但凡有能力的中國職場人，有機會多創業，自己說了算，海闊天空。”

但創業是把雙刃劍。

張磊創業三次，前后8年，沒有感到倦怠，沒有感到被年輕人威脅，沒有感到后悔過，直到他39歲的今年。

張磊的第三次創業，做的是玩家交易虛擬游戲工具的平臺，今年7月份開始ICO。ICO市場相當瘋狂(可參考36氪報道《50億美元的空氣：ICO瘋狂史》)，到了今年9月4日，央行等七部委聯合下發公告，認定ICO為非法集資。

當天，張磊和三位合伙人關在會議室，整整一天，什么都沒吃，相互指責。情緒平靜后，他們又開始互相道歉，商討方案。最后他們決定，盡快辦理清退，以后再也不碰ICO了。在此之前的2天，他們為了“托市”投了1000多萬進去，也權當交學費了。

開完會已經是凌晨3、4點，張磊鋪開睡袋，在會議室的地板上躺了幾個小時。

第二天，基本世界開始發公告、辦清退。十幾個投資群瞬間爆了，罵聲載道。客服招架不住，張磊親自上陣，安撫“散戶”們的情緒。最多的時候，他1個小時內要回復2000條留言。

因為過度的疲勞和緊張，張磊開始出現頭暈、心跳的癥狀。他去醫院檢查，甲狀腺激素超標19倍，心跳、血壓都高出正常值。他原本打算回公司輸液，但醫生不讓他走，“你要走我叫保安。”

病房外臨時加了一張床，張磊躺著上面，大大小小的藥液，輸了14袋。值班醫生半夜來看他，撂下一句話，“命都不要了。”那個時候，張磊躺在病床上，第一次對創業感到后悔。

30多歲的時候，張磊認為創業樂趣無窮，“與天斗、與人斗，尤其與自己斗。”

經歷了這次危機，他才覺得，創業其實不適合中年人。當初他創業的時候，全家人集體反對。女兒5歲了，他基本沒怎么盡過義務。現在生病住院，也不敢跟妻子講，“家里快給我開除了。”

“折騰家庭，折騰自己，最后可能把命也搭進去。如果現在再讓我選擇，我一定不會創業。”張磊說。

在醫院呆了12個小時后，張磊輸完液，又回到了公司。項目還有一堆事情等著他處理。此外，他與36氪的采訪也約在了這一天。就在我來之前的大約半個小時，張磊說，他趴在桌子上，迷迷糊糊暈過去了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最后是電話叫醒了他。

39歲生日之前，張磊去了一趟雍和宮。父母年紀大了，身體都不好，這一點無法用錢解決，他甚至都沒有時間陪他們。為此張磊常常感到自責，卻無能為力。“錢解決不了，就燒香拜佛，覺得自己年齡真大了。”張磊說。

辦理完基本世界的清退之后，張磊說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好好睡上一覺，然后陪妻子看一場電影。他已經兩周沒回過家了。

張磊身邊的很多中年夫妻，因為缺乏溝通，感情變得十分涼薄。而中年的創業者，矛盾就更加突出。“賺錢爭吵、虧錢爭吵，因為時間會爭吵，因為孩子會爭吵，因為所有的事情都會爭吵。”張磊說。

這種長期的緊張關系，導致的一個可能性的結果就是婚內出軌。一段不正常的關系持續幾個月，最長2、3年，然后用一筆錢解決所有的問題。某種程度上，張磊認為這也是一些中年人排解危機的方式，雖然這種關系本身也會為他們帶來煩惱。“這個一旦解決問題之后，人就正常了。”張磊說。

當然，錢仍然是很多中年人焦慮的原因。張磊曾經在海淀一所小學的環廊里，親眼目睹一位父親為了孩子升學給校長下跪。這個父親一定沒有用錢來解決問題，張磊心想，沒有錢的中年人太難了。

這個時代與之前的不同之處，也在于，在城鎮化、小城居民涌向大城市時，沒有房產，周圍沒有親人熟人幫襯，一切都要靠自己掙得。而大城市里，無論是教育，還是房產，都不便宜，甚至堪稱昂貴。

到了中年，負擔更加一層。

離開高德的前一年，方勇買了學區房。7萬一平米的老房子，“又小又破”。他花光了他的積蓄，每個月還有2萬多元的按揭。離開高德后，這筆錢成了問題。方勇認為，這是中國中產階級面臨的一個普遍困境，“一旦出現一些變故，一下就跌到底層。”

不久前，方勇剛剛過了40歲生日。岳父岳母做了一桌菜，全家人一起吃了個團圓飯。這并沒能讓方勇的情緒好一點，他知道年長一歲，自己的職場競爭力又下降了一格。而這不僅僅關系到他自己，還關系到整個家庭。“失業了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。20多歲失業大不了啃老去。現在不是你啃老，是老來啃你。”方勇說。

所幸，他手里還有一些阿里的股票。剛離開高德的時候，阿里股價正值洼地。他等到價格稍微回升了一些，一股腦兒全賣了。如今，這些股票比他賣的時候溢價了70%。

“這時候你就得認命，特別寸。”方勇對36氪說。

方勇最終也接受了薪酬的下降。離開高德8個月后，他找到了一份工作。新東家是他從前的一個客戶，熱情相邀，但開出的薪水是高德時期的一半。

方勇接受了這份工作。他實在太需要穩定的收入來提供一些安全感了。但與賦閑在家相比，接受這份工作是另外一種焦慮：“你接受你不再上升，接受你下降，發現你人生的頂點已經走完了，開始走下坡路了。這非常可怕。”方勇說，“我希望我永遠在上坡。到了頂點，第二天我就死了。”

方勇還記得，他剛來北京那一年，趕上北京百年不遇的一場大雪。整個城市的交通都癱瘓了。高速封路，公交車把他放在道旁。他在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館，花了40塊錢住了一晚地下室。今天，他仿佛就遭遇了一場人生的暴風雪。“我不能永遠陷在這個坑里頭，還得往上走。”方勇說。

不久前，一個中檔規模的團隊找到他，希望他在北京從頭搭建起一個團隊，并開出了與高德時期等量的薪水。方勇認為，這可能就是他爬出事業低谷的機會了。

錢、薪水，對中年人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?這在這個時代之所以看起來如此重要，是不是因為社會劇變、行業劇變帶來的不安全感，造成的對錢和職業前景的恐慌?

張思宏的心態可能更氣定神閑一些。從35歲開始，他已經陸陸續續十多年，到幾所大學代MBA課程。他寫了一篇對比樂視和亞馬遜的稿子，陰差陽錯成了半個職場“網紅”，這讓更多人的人來邀約他分享。

他從北京搬到廈門，在幾所大學的MBA中心做客座教授，同時做咨詢，寫文章，去全國各地分享。今年上半年，張思宏總共出差140多次，比他在亞馬遜期間還頻繁。

講課獲得的收入還不錯，但很難同亞馬遜期間相比。“你要有成熟心態，選擇這種生活，意味著必將失去一些東西。”

張思宏活到46歲的人生經驗是：職場中最大的謊言就是財務自由。“一定要在你的文章里駁斥這個觀點，”他提醒我，“錢永遠都不會滿足。因為欲望是隨時上升的。”而焦慮與欲望相伴，中年人的危機永遠不會解除。

創業者張磊看來，這一代中年人的危機，與上一代已經全然不同。上一代中年人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物質不夠豐裕。而這一代的中年人，很多人的危機來自于自我價值的實現。“難度太大了，大多數人選擇沉默、憋著，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激烈爆發。”張磊說。

中國的這一代人，在劇烈的社會財富增長帶來了強自我期待下，在孤身從小城鎮來到大城市、脫離原有親友鄉鄰帶來的心理支持時，中年危機的強烈程度，相較此前，是成倍的。這也是為什么，抑郁癥成了這個時代的流行病。

你只能想法調試。轉行也好，創業折騰也好，尋求幫助也好，自我疏解也好，你別無他法。